某著名演員在一次訪談節目中談及他的母親：“她常對我們説‘好事給人家傳，壞事不要給人家傳’‘遇到人有難處，能幫一把就幫一把’……她沒文化，卻有美德。”
某地那所大學的一位教授知道了老爺爺的事後，感到過意不去，他專門去向老人道歉並送上100元，説：“不管是不是我的學生，我都有責任，我們應該教育好這些孩子。”老人沒有收錢，但被感動得落了淚。
我們談論一個人品德時，常常會聯想到他（她）的文化水平——受教育程度、學力程度。一個人的品德水準與文化水平有何關聯？請以“品德與文化”為題，寫一篇議論文。
公交車上，一位四年級國小生的四次讓座温暖了整座城，而某大學門口做小吃生意的老爺爺卻屢屢被高文化的學生欺騙，吃霸王餐。如此鮮明的對比，引發了我們的思考：品德與文化有何關聯？所謂文化教育是否只教授了知識而缺乏了人格的一課。
中國的九年義務教育讓“文化”的種子普撒中華大地，越來越多的人有機會走進知識的大門。然而“文化”的種子幾乎並沒有帶來文明的根植。我們的社會在不經意間經歷着道德的滑坡：高鐵上的霸座男連續幾日“霸佔”了新聞頭條，其高學歷人生簡歷與低素質的人格畫像之差距讓人唏噓不已；重慶公交車事件女乘客一人錯過一站，讓一車人錯過一生；醫院中治不好病，就與醫生大鬧的極端心理，遛狗不牽狗繩的不文明現象比比皆是，一切活生生的例子都指向一個事實：文化水平的加速，並沒有帶動現代社會品德水準的加速
高文化與低素質的現象如一面鏡子，照出了社會文明的剪刀差：文化水平、權利意識不斷提高，而品德水準卻仍留在窗外。
問題的出現之處也正是改進可及之處。於社會是否應仔細思考現有的教育體制？有人説“所謂教育就是當所學知識都已忘記後留下的東西。”在當今應試教育大行其道，學生們只匍匐於分數下，唯分數論，這樣只看重分數不注重培養完整人格的教育怎能培養出高素質的人才？最終只會造出無數汲汲於名氣只在意自己利弊得失的人。於個人，與其在網絡空間揮舞道德大棒，不如躬行實踐提升自己的品質。與其感歎現實粗糲，道德滑坡卻不知不覺中成為自己鄙視的人，不如以自我為原點，畫出文明的圓圈，用自己的量變推動社會從“人人獨善其身”到“社會相善其羣”的質變。一個社會既需要知識與科技的提速，也需要品德與美德的軟實力，只有這樣才能讓騰飛的中國更快更強發展。
兩千六百多年前，羣星閃爍的愛琴海邊曾有一位偉大的先哲説過：“美德即知識”。面對運用詭辯技巧四處巧言以滿足一己私慾的智者學派，面對世風日下的昔日文明城邦雅典，他不惜以死喚起人民心中的美德。與他幾乎同時代人，遙遠的東方，孔夫子用“為政以德”四處遊説相互征伐的春秋各國。在品德與文化的關係上，爭論早已開始並從未停止。我認為，品德與文化本不對立，應相互交融，相互促進。
品德是文化的一部分。孔子所言的君子六藝中便有“德”的影子，新中國成立之初，毛主席也曾多次闡述教育工作中“德育”的重要性，參觀法學院時也提出“德法雙修”的目標與期冀，這無不表達着品德與文化應相互交融。我們從國小時起便上着“品德與社會”課。無疑，品德曾是教育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漢朝時更是有“不以學識話高下”的察舉制度。品德與文化，早已是一體。可是，生活中我們仍會看到不和諧的畫面。一位幾近風燭的老人，為謀生而追趕時代，卻不曾想過掌握現代科技的“高素質人才”卻欺負他不會用手機。利潤本就不高的小吃，被學生們無情的鑽了空子。本就對於現代技術捉襟見肘的老人，一時間更加窮困難堪，這是為什麼呢？
文化教育不該重於品德教育，二者當相互促進。多少兒童從呀呀學語時起便被父母送入學前班學習英語。又有多少兒童在本該學習為人處世的品德之時被套上奧數的枷鎖。相聲大師侯寶林曾説過：“未曾學藝先學禮”，那麼我們是否應該也未曾學習先學德呢？復旦投毒，宿舍殺友並非個例，這些高分低德的例子無不在為這個品德與文化漸漸分離的社會敲響警鐘。在一個北大清華畢業的被法辦時，在無數青少年在衚衕中、角落裏抽煙打架時，在補習班老師與家長為了成績相互指責破口大罵時，我們是不是應該反思，曾經的禮儀之邦，如今的科技大國，究竟失去了什麼。品德教育應與文化相互促進，而非只關注成績，忽視道德。
如今的中國，科技發展蒸蒸日上，文化品德也如日中升。公交墜江已經使素質成為教育的首要問題。明代哲人王陽明曾主張“致良知”，在這個追名逐利的時代，在這個所有人做着“一鳴驚人”的夢的時代，我們應記起從小所愛的道德教育，應時刻心念自己小時候曾立下的誓言，不忘中華傳統文化中優秀的品德，讓品德作為文化的目標，文化作為品德基礎，相互促進，不忘初心，方得始終。讓文化作為美德的動力，使美德再一次成為中國的身份證，重振“禮儀之邦”，實現中華民族品德文化上的又一個復興。
俗話説：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用某個片面去判斷一個人的全貌，是不負責任的行為。同樣的，簡單地將品德水準和文化水平畫上等號，也是不可取的。
一個人受教育程度和學歷水平，並不能成為他的品德的決定性因素，即便是年少懵懂的國小生，或是鄉野田間的一位樸實農民，也能擁有正直而積極的道德觀念。泛指，在最高學府中，各種不道德的事件也屢有發生。可以説，在任何羣體中，都存在着這種兩面性，既有高尚而善良之人，也有素質低下，缺乏道德的人存在。用文化水平而否認整個羣體，或是因為不講誠信的個案，而去批判整個大學生集體，都是不應當的。
一個人的道德水準，不一定取決於他在學校所受的教育，可能更要其在社會中所受的教育的影響。當你身處於一個人人向善的環境中，你也會被這種親切有禮的氛圍所耳濡目染，自覺地去規範自我，追求美德。而當你不幸落入一個人人自私和自利，將品德規範視為草芥之地，即使身之察察如白雪，也難以在物之汶汶中全身而退。
所以，這就更提醒了我們約束自身，一個人的文化水平雖然不能決定品德水準，但身為知識分子，真品德往往是一座城市乃至一個國家的精神標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中文化水平最高的羣體，通常會成為其他人眼中的整個國家的文化和道德水平的代表，也是普通人心中的榜樣。若是連最基本的品德都無法堅守，那麼國家形象便會一次次地在這種道德的僭越中漸漸支離破碎。着難道不是中華民族的悲哀嗎？作為社會大羣體中的一分子，我們每個人都肩負着維護社會形象、提高社會道德的責任。
如同那位好心的教授所説，“不管是不是我的學生，我都有責任”。也許這就是一位真正的有道德、有擔當的知識分子所擁有的集體意識與責任心把。社會的環境靠我們每一個人影響，不管是我們自身還是他人。都對此負有責任。文化水平高的人不一定擁有更高的道德素養，但在品德之上，他們還能夠擁有大局觀念與同理心，擁有道德同樣也是尤為重要的。
所以在這個越來越多人選擇成為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的時代，我們是否應該樹立起道德意識，讓無論文化水平的所有人，都能在一個充滿道德涵養和人情味的社會中得到薰陶呢。
我期待着看到那一天，看到無論專家學者還是老嫗孩童，都能夠在陽光燦爛下活得問心無愧。我期待着。抬起頭，我們就能看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中，都是道德與美好。
何為品德？品德是指一個人的道德修養，自身素質。何為文化水平？文化水平是指一個人的受教育程度、學力程度。可見品德與文化不是一個東西，那為什麼有些人在談論起一個人的品德時，常常會聯想到他的文化水平呢？難道文化水平高的人品德就好嗎？我認為並不是這樣的。
文化高的人品不一定好，有人常常評價一個人是“智商高情商低”，什麼意思呢？這是指那個人文化水平較高，學識淵博，但在行為處事、道德方面還有所欠缺。現實中其實很對人都是這樣。比如前段時間，某地一位在大學門口做生意的老爺爺，為7元一份的小吃，做了個二維碼，本來是為了減少一些收錢、找錢這類不必要的麻煩，但沒想到有些人欺負他年紀大了不會用手機，轉賬付款都是1元，還有0.1元甚至是0.01元的。老人對記者説：“我本來以為這裏的人有文化、素質高、都靠得住，誰知道……”可見有些人認為有文化品德就好，實際則不是。再比如前段時間很火的“高鐵霸座男”，讓人是個博士文化水平很高，卻做出這樣道德敗壞的事，時候他還不知悔改，在微博上發了一段假惺惺的道歉視頻，引發了越來越多人的不滿，最後也受到了一定的教訓，所以説，文化高的人品德不一定好。
其實，品德好的人也不一定文化很高，比如某位著名演員在一次訪談節目中談及他的母親：“她常對我們説‘好事給人傳，壞事不要給人家傳’‘人遇到難處，能幫就幫一把’…….她沒文化，卻有美德。”像母親一樣，很多父母都是因為小時候家裏條件不好，上不起學，但是當他們為人父母后，依然能用自己的人生閲歷去教育孩子，使孩子成為一個更好的人。再比如前不久，某地一輛公交車上，一位四年級的國小生在12分鐘內竟連續讓了四次座，他的視頻傳到網上，引發幾百萬人點贊。
由此觀之，文化高的品質不一定好，品德好的文化也不一定高，所以我們要客觀的評價一個人的好壞，我們也要努力提升自己，使自己的文化水平和道德修養都做到很好，讓社會更和諧。
一位著名演員的母親，雖沒有接受多少教育，卻有人間大愛，常教育子女要幫助他人，關懷他人。同樣，雷鋒同志的美好品德也時時啟示着我們，做一個好人，多行善行。雷鋒同志，那位母親，以及許許多多我們的祖父母輩的人們，他們有許多是因為那個時代所限，沒有受到多少教育的。然爾他們傾訴於我們的遵遵教誨，他們的舉止行為無時不刻警醒着我們，要做一個有品德的人。
一個人若有品德而無文化，他也許成不了什麼權貴任務。可若一個權貴有文化而無品德，世人方知後果嚴重。秦時最顯赫的權貴李斯，師從荀子，集成儒法兩道的學識。他的篆書如勾如鐵，精妙絕倫。照現在的説法，這是一個極有文化的人。然而他推行的每條法令裏都帶着森冷，毫無仁愛好生之德。每一條酷刑，每一本經卷，每一座宮殿都在歷史的深處散發出血的味道，至今使我們心悸。
而反觀有品德的人，即便沒有文化，他們的光輝也如星辰般照耀着世人。在遠古的蠻荒時代，堯舜禹湯等仁君，以其仁愛的精神，忠直、勇敢、公正的德行領導着我們的祖先戰勝洪水、饑荒、戰亂，最終在中原大地上安居樂業。他們尚德的大智慧影響了他的人民，成為中華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這樣的大德大智勝過一切知識文化，如孔夫子所言，使我們與禽獸分別。孔夫子通過“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的教誨告訴我們，正因心中有敬，有孝，有品德，人才稱為人。
文化是重要的，但品德才是做人的立身之本。若人人如那些騙老人錢的大學生一樣，我們的世界便充滿苦澀和暗淡，而若人人像那位有德的大學老師一樣，帶着自責和同情來關懷他人，並肩起教育學生立德樹人的決心，我們儘可以期待一片光明的未來。美德正是人們最基本也是最需要的知識。在新時代面前，我們不忘品德，兼修文化，充實自己內心的同時武裝自己的頭腦。在不遠的將來，當我們成為社會的頂樑柱時，依然能為自己，為民族，國家的未來充滿希望和自豪。
人人都希望擁有美好的品德，它可以是穆罕默德用麪包換取的那條人間的水仙花，可以是馮友蘭先生終其一生追求的“超越世俗，自同於大全”的天地境界，亦可以是沒有受到過良好教育的老一輩耳提面命的優良老規矩。我們縱然不能斷言品德與個人的文化程度毫無關聯，可只要心中有那把標尺，時時用它度量自己的人生軌跡，便是“自我主宰”的自律，無關文化。
心中標尺的缺失，縱使接受過再好的教育，也不過是一紙空談。當拿破崙大帝在戰場上攻城略地，叱吒風雲，無往不勝地建造自己的帝國時，黑格爾在他那光線黑暗的小屋中平靜地提筆寫下：“我看這位皇帝，這個騎在高頭大馬上呼風喚雨，目光集中於一點的人，心中有種奇異的感覺。”於是他征戰的千軍萬馬在黑格爾筆下潰不成軍，他的目空一切體無完膚、零落成泥。同樣接受過優質教育的兩個人，只因心中道德律的標尺是否清晰，前者遭受精神與人格的潰敗，後者憑藉深邃的思想，成為一個大寫的哲學符號，閃耀於世。
我們每個人都是時代與社會的產物，文化的洗禮漸染只在我們身上留下最初的幾筆，進而是時代的呢喃，環境的推操。在與周遭的摩擦中，我們若能做到康德筆下的，將頭頂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看得同樣神聖不可侵犯，也大可像舜那般發於畎畝之中，如膠鬲舉於魚鹽之間，在污泥中找尋天命，於嘔啞嘲哳間聽得自己的仙樂。須知品德並非通過文化習得，文化只不過可以提供一個支點，或許能讓找尋品德的路上省一點點力罷了。它決不等同於品德。
有大量精緻的利己主義者，説着漂亮的話，幹着粗鄙的事。能在規則之內大肆套利，也敢在規則之外極度狂歡，各種碩士博士兼任披掛出征的鍵盤俠在場上恣意放箭，噴出的口水在作秀同時亦在作案。高居於象牙塔的他們恐怕比誰都清楚中華美德的故事，只是心中無標尺，行為粗鄙與人性毫無涇渭，空留一副茫然，盲目忙碌的“海歸”面具於潰壞皮囊。
品德當然可以外化為心中文化的載體，高文憑與高素質也並非格格不入，甚至能美美與共，相得益彰。惟願把握心中的“道德經”，你光明，中國便不黑暗，在自我主宰的品德里劃心湖的漣漪，不枉此生。
當今社會，許多人在抱怨人民素質低下，從各地的“到此一遊”到公交車上無人讓座，再到馬路上“碰瓷”，各種無下限的操作一波又一波襲來，不斷開拓着人們的眼界，令我們一次又一次感歎：“還有這麼不要臉的人。”而縱觀整個社會，似乎並不是那些沒有文化的人就沒有品德，許多高材生，西裝革履的人，甚至不如國小生、農民工的品德高尚。由此看來品德與文化是毫無關聯的兩件事，但真的如此嗎？
我認為不然，出現這種現象，主要是因為人們不明白文化真正的意義，許多人唸書僅僅為了一張文憑，中國大學難進易出也屢見不鮮，正是由於對分數的過於看重，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學習只在於答題和考試，至於書中人物言行背後的意義卻無人探知，這不僅限於學生，許多老師也是如此，因此書籍由人類進步的階梯變為了通往名校各大公司的階梯，就如同讀《論語》，記住了其中的句子，卻記不住禮儀孝悌。
但我們不能因此就否認文化之於品德的重要意義，首先文化給予了我們視野，瞭解到古人先賢是多麼高尚，墨家人捨生取義，上百人在城頭自刎，杜工部在茅房中憂國憂民，還有那一方韓山韓水，無不向我們展現何為品德，因此有文化才能更有品德。國小生讓座的確值得讚揚，但只因讓座一事就百萬人點讚的現象，是否也正體現着過於缺乏品德視野的社會呢？
其次，對於學來的東西，要能學以致用，知行合一。大學生不可謂毫無學力，但仍會做出欺騙老人的行為，是因為知行沒有統一，書上學來的內容要內化於自身，不只外現於卷面，用高尚的思想指導自身實踐，才能體現出文化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現在的“文化人”都缺乏了一種責任感，梁啟超在《少年中國説》中説：“而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1919年，一批學生，為了國家湧上街頭，勇敢，而百年後的今天，學生們安於現狀。千年之前，孔子為了傳播禮樂，帶領一眾，奔走遊説於各國之間，以恢復禮樂為己任，而當今又有誰能擔負起這個責任呢？
因此文化與品德事實上密不可分，造成現在這樣的狀況，只是我們對文化的認識不正確，身為“文化人”而沒有應有的自覺，文化之於品德就如風之於火，無風之時，雖有火光卻如螢燭，當風起時，星星之火必然可以燎原，只要每個“文化人”都擔起責任，必然不會再現孔子，獲麟絕筆詩的無奈與悲哀了。
品德與文化，似乎常常是人們評價一個人的標準，這兩者之間究竟又有怎樣的聯繫呢？可能有人認為這兩者之間相輔相成，是我們判斷一個人的兩方面即雙重標準。的確，品德與文化若能兼容，其人必志行高遠，獲得成功。有一句老話説：“寧與文化不高的人品德高的人結交，也不與品德不高文化高的人結交。”
事實上，做生意的老爺爺，正是因為認為受過教育的孩子們文化高，素質高，才選擇信任，但事實與他想象的卻截然相反。這其實警示了我們，如果只注重培養學生們的文化水平與理科知識，也許將來他們能研究量子物理，能探索宇宙光年外的祕密，殊不知他們也能利用所學的知識，去製作軟件病毒，侵染別人電腦，給多少社會和人們的家庭帶來無法挽回的傷害和損失。“黑客”也一致被人們認為是高智商與高科技的手段的犯罪。
由此可見，有文化卻無品格的人其實給社會造成的傷害更大。這些人受過極高教育，卻沒受過品德洗禮，他們對自己掌握的知識該如何運用去幫助社會並沒有明確的想法，一旦走入歧途，必然是難以治理甚至是難以解決的危險和災害。
因此品德水準與文化水平看似沒有關聯，但實則也不然。受過文化教育的人們其實是有途徑來建立自己的價值觀從而形成高道德的。正如那位教授所行之事是為自己的行為贖罪一般。孩子們自小不應只接受冷冰冰的書本知識，不應只學習前人多麼偉大的研究成果，我們應在注重提拔智力的同時，注重品德的培養。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如果在科技理論上的培養不能自然而然地造就高品德，那麼品德教育一定優於科技教育。這樣社會才不會培養出大批用高科技手段來危害社會的人。
我們也許希望所有的孩子都如那四年級的國小生一般善良，他有一天也會充滿知識，這才是健全人格的寫照……
在如今的社會中，求學之人多於求食之人。求學之人往往認為文化水平的高低決定着品德水平的高低。然而，事實恰恰相反。
有些人有文化而無品德。例如社會的熱點話題“扶不扶“。當你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之中望一位不慎摔倒的老人，你會怎麼做？這時就會出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年輕人與高校生往往會置之不理反而中年夫婦會伸手援助。為何文化水平較高的年輕人不願扶起老人呢？這可能源於對自身的誤解。認為自己學習過陶潛“不喜亦不憂”，便可脱離於俗世；認為自己看到過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便可羽化登仙。這是對詩詞句錯誤而粗淺的理解，不應作為逃避社會責任的藉口。既然做了好事，就應當“身正不怕影子歪”，而不是“吾方高馳而不顧”。
有些人無文化而有品德。正如著名演員的母親所説的素樸卻富有温情的語言：“好事給人家傳，壞事不要給人家傳”，“遇到人有難處，能幫一把就幫一把”。古時岳母刺字亦有此意，願子成龍報效國家。
著名企業家李嘉誠的辦公室中有二十四字：發上等願，做中等事，享下等福；存上等志，發中等言，向寬處行。我想我們應志存高遠，但需踏實學習，真正將學到的看到的事物內化為自己的品德，才有可能做到品德與文化正相關。
古之聖人皆如此。屈原心存志向，願改變願改變這混沌的世界，做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將自己所見所聞編為《離騷》，將自己的見識轉化為內心的堅定，如今得到萬世人們的慨歎與讚美。
只有我們腳踏實地，仰望星空，才能夠做到品德之高尚，文化之高深。當再見老人摔倒，伸出手，不孤獨。
在當下，隨着物質生活的極大豐富，人們受教育水平的不斷提高，“文化人”越來越多，可種種現實卻又讓人不安，我們越來越多的看到、聽聞這“文化”背後的空洞：責任缺失，美德沉睡，良心難以被叫醒……
而其原因，我想，是我們當今飛速發展的背面。這些年我們走的太快，追求速度、追求力量，人們喘不過氣來。每個人都很急躁，都不敢停下。漫長的精神建設與迫切提高生產力的需求相比，不那麼重要了，而當我們實現復興，重新“站起來”後發現，我們不知何時開始變得冷漠，開始痛惜我們中間“品德塌陷”。
首要的，是承認其實品德乃是文化的根基，是文化自古以來的組成部分。無數經典，無不以修身立德為根本。“修身而家齊，家齊而團結，團結而天下平。”必先涵養自身德行，定正個人舉止，德調身，方可以學文。在最開始，即把道德培養至於知識教授之上，莫要在早已立身之時，才驚覺懊悔。此時施教，陋習已定，再難以撼動了。
同時，要將品德與文化教育深入到每個家庭中，就像扎克伯格寫給女兒的信中所説，你日後會有學識、有文化，但卻不能忘記你擁有的一切是社會所給予的，所以你理應去回報，去負起責任，在這樣家庭成長起來的孩子們定然是富有同理心而真誠高尚的，而非我們部分家庭教養的，名校畢業，業界精英的利己主義者。
填補品德的漏洞，喚醒良知與信任，讓人們不再驚呼“高鐵霸座”“公交墜江”這樣的悲劇、鬧劇。需要社會的共識，每個人的努力，去培養德才兼備的人才，還現代文明以人情與温暖。
在通常的認知中，品德高低往往與受教育程度呈正相關。品德高尚的通常是頂尖學者，品德低下的通常是“又蠢又壞”的普通人，但如今越來越多的例子告訴我們，品德的好壞是受環境影響更多，而不是學歷。
從小我們就被教育要品德高尚，要有禮貌。這不應該僅停留在課本與守則上，而是以身作則言傳身教的教授。就像某演員提及的母親，常對子女傳授做人的道理，雖然樸素卻有最純真的善良，也正因這份善良與純真，她的孩子才可以在自己的行業獲得成就，這位母親文化水平並不高，但他懂得如何教育兒女，懂得做人的道理，因此才讓他們擁有，高尚的品格。
但是現在的教育過於注重孩子的學習能力與理解能力，對於品德的培養卻漠不關心，乃至忽視。學校與家長看重成績單上的幾行數字，卻對孩子的思想與行為知之甚少。大行其到的多數都是奧數班，才藝班，講究品德與文化傳承的國學班卻銷聲匿跡……對品德教育的漠視，培養出了貪圖小便宜欺負老人的大學生們。他們或許在文化程度上高於常人，但在品德層面卻低得令人髮指。
品德的形成不在於，學歷高低，而在於耳濡目染。長期生長在品德高尚的環境中，他將自覺做到品德高尚，而生長在品德低劣的環境中，它將形成道德敗壞的陋習。
可如今的人們見到國小生連連讓座便點贊，見到大學生欺負老人便譴責，只針對行為而不針對出現此行為的原因，只關注羣體而不關注生長環境與教育方式，未免有些短淺。將品德簡單的與文化程度相聯繫，原本也代表了人們對學校德育的肯定與希望，但如今“德育”缺席，本應成立的理論自然也站不住腳了。那些品德低劣的高學歷者們，擁有低下的品德，確實是他們的錯。但同時，我們作為社會的一份子，也該反思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這種現象不僅僅是他們的錯，每個人也都有責任。
就像那所欺負老人的大學的教授所説：“不管是不是我的學生，我都有責任，我們應該教育好這些孩子。”願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品德與文化不再被“綁定”而是不管學歷高低，所有人都具有美德。
小時候，我們被教育説，世界上的善良大過，你要與人為善，誠實有信，互幫互助，對此我們曾經深信不疑，身體力行。但隨着年齡的慢慢增長，我們卻學着插隊，闖紅燈，佔小便宜。這讓人不禁懷疑：我們讀書，學習，真的讓我們成為更好的人了嗎？
曾經印象中的知識分子，是古時候行於江畔為國而憂的屈子，是以筆為劍、俯首甘為孺子牛的魯迅，是北大為國家爭取主權、慷慨激憤的五四青年。他們學習古今中外的知識學問，是為了民族崛起，他們富有，心懷赤誠與善良，為人民做事，為人民奉獻青春。他們的品德無疑是高尚的，令人尊敬的。
而現如今，教育普及，國民文化程度普遍提高，我們卻沒有迎來社會和諧安康、人人有禮有節的場面。正相反，由於社會道德的教育沒有跟上知識文化普及的腳步，我們的學問水平提高了，社會公德和原有的那些善良純真的品質卻不甚牢固，逐漸被複雜的社會消磨。狂犬疫苗造假失效的事件讓我們心寒，十幾歲青年造出超級電腦病毒侵犯他人財產利益的新聞讓我們自我懷疑，如今的高尖端的人才培養，到底是培養出為國家奉獻力量的人才，還是無人可擋的犯罪“天才”。
一個人的受教育水平到底能否決定他的道德水平？可悲的是，對於現狀，答案是否定的。我們常常見到國小的孩子站在路邊等綠燈亮起，卻有大學生甚至工作的白領急匆匆橫穿馬路。一個著名演員的母親沒有文化，卻傳授給孩子美德與信念，讓他受益終身。一個人的道德水平在於他的為人處世的謙遜有禮，在於他見到他人有難處就伸手相助的善良，這是傳承至今的中華傳統美德，是每個人小時候就應該打下的為人基礎。
但文化水平的提高難道就對人的品德修養毫無用處嗎？答案也是否定的。良好的文化教育輔以正確的價值觀引導，可以成就超越常人的人才，而他的影響，他對某一領域的促進和對中華傳統美德的推廣，也是普通人難以企及的。
前幾日，著名小提琴家盛中國去世，他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推廣在現代無人能及，一曲《梁祝》改變了多少人對中國藝術的看法，又讓多少人瞭解了中國的文化。他受教育程度很高，而且有着極高的個人修養和道德品質。他曾在外國街頭為流浪者拉琴而不取分文，在全世界巡演而將所得酬勞全部捐給慈善組織。他的存在，是中國在外的一張閃亮的名片，他的品德與修養是中國對外的驕傲。
一個人的受教育水平或許與道德水平沒有直接關聯，但一個文化水平高而道德品質又好的人能做到比普通人更多的東西，為國家和世界奉獻更多的力量。我們應該在堅持文化教育普及的同時，多關注品德教育，讓中國人民兩方面品質同時提升，才能建造更好、更和諧的社會，更多發揚中華的魅力。
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品德與文化正猶如車之兩輪，唯有相互益進，，彼此相輔才能“八音合奏，終和且平”，在真理與道德的雙重意義上成就一個人乃至一個社會。
文化應以道德為基礎，才能“大效於世”。二十世紀的世界是一個科技成果、文化成就迅速飛昇的時代，電磁學、光學、相對論、量子力學的成就使人們對自然世界的認識變得前所未有的清晰、深刻。但那個世界給我們留下了什麼呢？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生物達爾文主義轉為社會達爾文主義轉為有計劃的種族滅絕與。當滿腦子都是科學優生主義的高級知識分子對貧弱的猶太人揮起屠刀的時候，他是不會痛心的，因為他只有科學文化而沒有道德素養——科學技術、文化知識與思想道德的巨大落差使一個本能對人類社會做出貢獻的人、國家變成了不知疲倦的殺戮機器，使他們失掉了仁愛，失掉了惻隱之心、羞惡之情，而在這樣的情況，即使他們文化水平再高，對所謂真理的洞徹再明瞭，又有什麼用呢？
道德雖好，但也應以文化為保障。追求真理意義上的是非是人的本能，試想我們如果用羅馬教廷的道德律令去污衊伽利略，把《天體運行論》列入目錄，那隻會造民愚昧不堪和世界陷入漫漫長夜的死寂之中的悲劇。《老子》中説，“虛其心，弱其志，實其腹”，讓人民的心靈像嬰兒一樣純潔，社會“雞犬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天下無為而治。看似是一個道德完美，沒有絲毫罪惡、殺戮的理想世界，但這種理想的本質是反智的、是知識與文化的荒漠，其背後是無盡的愚昧和黑暗。試想，這樣的人，是“人”應該成為的嗎？這樣的世界是我們想要的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只有讓品德與文化和衷共濟，相輔相成，人才能真正健全，社會才會真正美好。這其實也是自古以來，世界各地的智者、仁者一直追求的目標。怎樣才能使品德與文化“和平共處”呢？怎樣使一個事物，甚至整個世界既真且善呢？説到底，這是一個把握兩者間的平衡和度的關係的問題，前人已給我們做了範例。聞一多先生被稱為“西南聯大的完人”，因為他一方面是一個古典學者，研究離騷、古代神話等等，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另一方面，他是一個詩人，是一個鬥士，他用他的生命去反對，爭取，為後世人竭盡全力，去創造一個更有温度、更光明的世界。在聞一多身上，深厚的文化素養與一顆至死不渝的赤子之心結合在了一起，同時駕馭文化、道德兩輪而最終成為聯大的完人。由此及彼，想到古今中外無數的智者、仁者，那個至死還在渴望“更多光明”的歌德，那個以洞穴之喻警醒世人的蘇格拉底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保持對世界的驚訝、好奇，不斷追求真理，人和社會的文化水平才會提高；保持對生命的珍重、敬畏、熱愛，保有赤子之心，道德才不會落後於文化之後而造成慘劇。世界若要更美好，人若要更像人，就必要有有志之士來承擔此兩種重任，吾輩重任在肩，豈可不勉乎哉？
跟着眼前的母親學步。追隨長輩是每個生物體經由數十億年進化來的生存法則。試問，在父親酗酒，母親為人不儉，小偷小摸是司空見慣的環境下生長起來的孩子又怎樣才能洗去童年染上的一身污濁？每個人都有做父母的權利，而每個人亦有將正直的品德傳給下一代的義務。出身不同，眼界自有高低，但任何莊稼人都懂得“付出”才有“收穫”，“做人要誠信”，與我們口中的“勿以惡小而為之”，“貧賤不能移”，又有什麼本質區別？幼年時獲得的經驗與教誨足以使人終身受用，因此父母是授人以品德中最重要的一環。
隨着孩子踏入學堂，這才來到了“文化”的範疇，見識到了“手自筆錄，計日而還”的艱辛，“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的嘔心瀝血，“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的傲骨，我們方才對父母那俗氣而有些泥土氣味的話語有了更明確的解析，但對於未從長輩那裏獲得足夠榜樣的孩子，這些不過是枯燥的必背篇目罷了，他們有些人半路輟學，有些則死揹着無趣的句子前往了名牌大學，成為了戴眼鏡的野獸，無論多麼濃厚的學府氣，都掩蓋不了父母的烙印。
然而並非有品德必對應有文化，揚州八怪之一的汪士慎，終生以花為伴，盲眼又何妨？“尚留一日看梅花”，老人鋪開宣紙，揮灑下一生傲骨。故宮的文物修補人們，不慕名利，一生一件文物，只有他們的堅守與高尚，我們才得見今日的“雲紋銅禁”“錯金博山爐”等國家寶藏！他們或許未曾走入過大學，但他們於熱愛中參透的守護，足以讓學術淵博的大家脱帽肅立。
至今，部分老農民仍對子女都有這樣的規矩：下田地之前必先脱鞋。這是儀式感，更是對他們信仰的土地的感恩之心。感恩，多麼熟悉又陌生的品德，許多“學問人”都沒有了對科學與知識的感恩，違揹他們抹去短暫的榮譽。
品德與文化並沒有必然性，文化是發揚品德的途徑，但並非來源。或許有人已於幼年被烙下了惡意，無妨，“一花一世界”，且徐行，且像那些匠人一般，於平凡中參悟，於信仰中敬畏。
似乎有文化便彬彬有禮品德高尚，而學歷低似乎便代表着粗魯沒有公德，但許多現象卻告訴我們德與文化並不必然關聯。
有摸到老人吳錦泉用一摞摞硬幣稱量出沉甸甸的高尚，以平凡之軀力所能及地為災區困難羣眾做出貢獻，也有霸座者們學歷亮眼卻毫無廉恥地耍着無賴，這可見，不能以文化論品德，同時更讓我們反思文化的意義，反思教育的方向。
其實，有文化的人讓座的事很多，幫助別人的事也很多，但我們因為讓座者是“四年級國小生”，因為樂於助人者是文化水平不高的人，才聽聞了這樣的消息。這些事只是宣傳出來的特例，我們更應明確文化是有益的品德的，或者説我們應該去教育宣傳的方向，是用以德為底的文化來塑造德和文化兼備的人。
以德為底色的文化，讓人綻放出更大的光芒。感動人們的無數科學家，不僅品德高尚，且用淵博深入的文化，為世界做出更大的貢獻。黃旭華對國家的忠就是最大的孝。三十年來音信全無，研製出核潛艇，劉永坦耄耋之年仍奔波一線，潛心製造海上“千里眼”；袁隆平心懷世上無飢餓的夢，讓雜交水稻閃耀在陽光下。他們的事例告訴我們，文化與德是不可缺少的畫面，無文化而有美德的人讓我們崇敬感動，可社會更需要的，我們更應做的，是有文化也有品德的人。
那我們又如何塑造和傳播以德為底色的文化呢？首先，我們要明確素質教育的重要性，經過二十年文化薰陶的大學生們卻要去欺騙做生意的老爺爺，我們應該改變畸形的應試教育，會學習之前先要學會做人。其次，文化不僅是倡導出來的，更是關注來的，若是醫鬧者得到整治，闖紅燈者被懲罰，而見義勇為之事受獎勵，那麼這樣的制度下的社會便有了德滋養生長的土壤，有了文化應該前行的方向。最後，我們都在追溯歷史傳統，中華文化中的品德和文化的要求亙古流傳，它們穿越歷史風塵，依然澄澈如初，從“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文化中從來都有品德期待我們汲取。
品德與文化時而錯位，而我們該做的，便是粘牢品德與文化，去發展以德為底色的文化，去塑造有德也有文化的人，去營造德與文化交織飛揚的美好的社會。品德與文化
品德與文化的額關係，自古以來被無數人關注，探討。俗語中，即有“窮生奸計，富漲良心”，亦有“仗義多為屠狗輩，負心全是讀書生，”雙公各執一詞，高下難分。
過去，我們認為提高學歷便能提高公民素養，因此，九年義務教育全國推行，大學錄取率年年穩步提升。但我們公民素質的提升卻遠不如預期。與之相對，大學生德行醜聞卻一再出現，“毒殺室友”、“毆打地鐵安檢人員”。近日還有新聞報道，一位大學門口做生意的大爺，信任大學生，從不檢查微信匯款情況，有些人卻轉款一分錢糊弄他，月底清賬時才在兒媳的幫助下查明。我們公民學歷提高了，似乎道德水平卻下降了。但文化絕非僅憑一張畢業文證書便能衡量。古時從未有大學，碩士，但道德大理卻比比皆是。我想，道德與文化無關的論點應該更正為道德與學歷無關。
在古代，有些人認為“性本善”，另一些人認為“性本惡”。但我更推薦西方哲學家的“善惡豈由天定，端看個人想法”。道德，既是社會公認的行為準則。教導他人融入社會，符合他人公認的行為準則，便是教化。一個人也許不識字，也説不通道理，哪怕篤信天圓地方，他在父母的言傳身教下，在周圍人的耳濡目染下，也必將吸收到我所稱為文化的社會氛圍。若他的父母教他與人為善，他的親友教他行他人之便，若他吸收接納了這些令人道德高尚的觀點，我認為他就是一個有文化的人，哪怕他認為天上的羣星繞着地球轉。
另一方面，道德有高下之分，在過去，“女子無才便是德”，遵循封建禮制，同樣是當時人們心中的德。今天我們可以抨擊這種落後的觀念，但我們的道德想必也有不完善的方面。從這一方向來説，我們所接受的教育，於道德的意義就是使我們有機會同更廣大的世界相接連，使我們有機會同形形色色的思想接觸，在相互融合、對比、借鑑中發展我們的道德觀念。教育更能強化我們的思辨能力，讓我們能判斷出哪種品德更為高尚，哪些則是落後而愚昧的。
品德與文化，二者相輔相成。但文化水平絕不能僅從學歷水平和受教育程度衡量，此兩者與道德水平並無直接關係。我們當今的學校，不論國小、中學或是大學，都不過是師説中“識其句讀者也”，只教自然之理，卻忽略了人文之規，從這一角度看，發展素質教育勢在必行。而且不應當時流於表面的面子工程，而是真正的提升素質。只有這樣，品德與文化才能並駕齊驅。
有人説，鄉村樸素、正直，城裏人陰險狡詐、勾心鬥角；有人説，鄉村粗俗、野性，城裏人温文爾雅，公正守法。在我看來，人的德行高下，絕不能因文化水平高低而妄斷，卻能通過文化與教育水平的提高而發展的更大氣、更高遠、更有利於社會。好品德，體現在美德與公心。
美德與公心，從不因文化水平分高低。何為品德？就是內心深處的價值判斷與對自身行為的約束。康德對人的品德與信念：星空與道德律，即完全自發的對心中所信仰堅定的踐行。誠然，不隨波逐流，敢於在重壓下正直直言的樑漱暝，馬寅初，以真理捍衞國益與發展；文天祥、秋瑾，以一人鮮血染紅民族反擊的精神。他們思想超越，胸懷天下事萬事的精神高標。但平凡人品德的火花，同樣是點燃社會希望的星火：汶川地震女教師死死地用身體護住身下的孩子，是用生命詮釋的堅守，守崗人王繼才，從26歲從未離崗，舉家犧牲為國守邊，是用青春詮釋的責任……從古説到今，有那麼多的感動民族，感動中國，是社會上一股人性的暖流，從未聽問因文化而別，身份而分，因為每一個例子都是偉人之精神的體現。我們銘記、歌頌、傳承，正因我們一視同仁讚許美德的寶貴。
美德與公心，從不因教育和文化薰陶而提升與發揚，孟子曰：“人性本善。”費孝通在《鄉土中國》提出中國人具有從社會發源起始就具有對人際處事是非判斷的認識。然而“善者偽也。”美德的發揚，在於“行為示範”，在人為，在學習與實踐，專設“公民課”，讓孩子從小即學習公民權益與義務，《修身老課本》提出人首在修身。從人生之伊始便給孩子進行美德意識的培養，品德的追求不僅是一種天性上的追求和踐行，也需要後天的斧正與規範。若不是因為功利心氾濫，公識淡漠，與拒付款令老人痛苦傷慟並不會發生；若不是因為為違犯倫理，只重技術，“基因敲除”帶來的倫理熱議，網絡質化帶來的隱私、危機也不會令人惶惶不安，我們出生在華夏的土地，方學會了奉公獻身，中庸處世，和諧待人；成長在法治的社會，才有了公識與道德社會的初心。
我們的世界也許不大，但用愛去理解社會，參與社會，愛的簡單而真誠；我們的眼界也許很大，遊走世界，報效國家。但美好的品德本質是不變的
美德人人可有，美德需要發揚，絕不能因文化水平去審視一個人內心的潔淨與否，卻應該創造一個更好的精神文明的環境。正如國小生讓座的視頻，教授道歉賠償老人，使其感動落淚一樣，任何一個人所做的善舉，都發揚着自己的精神，影響着身邊的人。
在當今時代，一些東西被不斷的發現，一些東西也在不斷的拋棄。現代人越來越注重文化的涵泳，有時竟會拋下品德的行囊以便自己的路走的輕快些，殊不知品德與文化如同兩條腿，只有協調邁進，我們才能真正“跑起來”。
品德水準未必與文化水平有關聯。前不久，“一條高鐵霸座男”的視頻爆紅，畫面中的男子賴在其他乘客的位置上不肯起身，如一隻大蟲倦賴在座位中。在網友的“人肉”中，我們卻發現該男子並非“小混混”，而是一名博士生，而反觀那個在公交車上四次讓座的國小生，雖無高文化加持，他身上折射的品德之光卻更耀目動人。
這兩個事件一對比，不禁讓人感慨萬分。一個博士生讀了將近30年書，卻看不懂品德的重要性，連一個合格的“人”都沒做好，遑論一個“文化人”！
XXX曾説，要讓中國人的精神文明水平超越那平地而起的高樓大廈。他所看重的，不僅是學歷，更是品德。一個人想要擁有真正富足豐裕的人生，必要有良心作為底色，而文化則是錦上添花。若摒棄道德，再高的文化水準也會搖搖欲墜。知識的海洋地區遼闊，然而沒有了品德的撐持，人無法安然的從流飄蕩。説到底，沒有人是一座孤島，品德則是我們安身立命之基礎：一個有品德的人，才能獲得社會的認可，才能在文化之海上一帆風順。
正因為品德塑造至關重要，才有王開嶺那些懷赤子之心的有德之人稱為“精神明亮的人”。而正因為懂得品德對人生的重要性，才有那麼多“丁香醫生”，不顧自己處境勇敢曝光黑心醫院；才有那麼多“最美教師”，在天災面前將保護學生放在第一位，自己卻身受重創。這社會上確有許多為攝取利益拋棄良知的“套中人”，但更多的是那些精神明亮的人們，他們善舉中體現的高品德，恰似一顆玲瓏剔透的琥珀，在人類精神歷史熠熠生輝。
一個人的品德水準與文化水平未必有關聯按，只是有的“文化人”常常不屑於這人人皆可擁有的品質，便在自己的優越感中作繭自縛。孔子曾説：“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在這個學歷至上，文化地位空前隆重的時代，我希望人人皆可“好德如好學”，在文化涵泳的同時，不忘品德的涵養。
國小生四次讓座，大學教授主動道歉……諸多事件讓我們感受到人性的美好，這份美好天生存在於人類心間，與文化水平、學力程度並非絕對的必然關聯。
前日，一則家書感動了中國，許多家長説，寫出了他們內心想説卻不好説的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紛紛為其轉發。那是一名江西某大學的人文學院新聞系的教授吳某，她的女兒考入大學，在這人生關鍵的轉換、過渡時期，他把這份花費六個月時間寫就的家書交與女兒。其內容有很多，但首當其衝的第一條就是，無論你以後成為什麼樣的人，學術研究達到何種水平，也請不要忘記，做一個善良的人，諸如，能幫人處且幫人的話也多次穿插出現在信中。
好一個善良的人，這是我們從小到大，從咿呀學語、蹣跚學步時期就被教導的話語，曾幾何時，就被塵封在心靈的角落或深諸其理，卻疲於實踐。隨着年齡的增長，文化水平的提高，有的人並未因此道德修養有所提高，反而看慣世情冷暖後，封閉自我，將自己蜷縮在鑄就的銅牆鐵壁中，麻木自己的心靈，以冷淡漠然的態度面對世界，似乎是對自己的武裝，更休談主動幫助他人，做一個對全世界都善良以待的人了。
由此觀之，道德修養並不隨文化程度的提高而成正比提升。反而，因為接觸到更廣闊的外在世界而被污垢陳雜矇蔽了清澈的心靈。一個四年級國小生尚懂得讓座的道理，相對之下，公交車上其他年輕乘客，卻因“閲歷已多”，恥於讓座這一公然表示自己關愛老人，善待他人的態度。他們以為自己見過世面，讓座這種簡單的善良實在不屑實行。他們的軀殼在在歲月風霜的洗禮打磨下，變得風化、堅硬，心靈漸漸失去了敏感鮮活的善良。國小生的想法則很簡單，我只做我認為對的事情。
有人説：“成熟是世界以痛吻我，我卻報之以歌。”當成年人文化水平不斷提高，視野的日漸開闊，他們增加了對世界真實面目的認識，但也不應該迷失心靈的方向。知識是人文化水平的武裝，善行是思想道德的鎧甲。古人云：文以載道，學問的原本目的是提升人的境界，使之成為更好的人。先做人再做學問。倘若學問的提高相反使人喪失了道德戒律，那是本末倒置。孔子云：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相反，有很多人在學問境界提高，同時也助長了道德修養。如那位教授，如捐款行善的一些成功人士。打開的是阿里寶寶的山洞寶藏，亦或是潘多拉的寶盒，取決於內心的選擇。文化與品德，亦可載舟，亦可覆舟。
一燈大師曾説，他有一壺心燈，要時時常拂拭，莫使染塵埃。任何的外因不是道德淪喪的理由。無論是博覽羣書，還是諾貝爾的嘉獎。道德是生而為人的準則，善良是靈魂的內核。
我們對於“品德與文化”之間關聯的探討由來已久。正如司馬遷對於這二者的“四重”分類論述：才德兼備如何，德才俱之如何，但他特意這樣説道：“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事實上，文化水平是氣勢雄渾的高塔。“品德”則是深埋地底的地基，比起文化水平，它也許不能被第一時間發覺矚目，但它最終決定了個人的成就與水平——品德水準與文化水平不一定直接成正比，但品德決定了文化是否對個人發展與社會發展起到積極促進的作用。
品德的根基地位是不可撼動的。“正身明德”這一對個人的要求就體現了這一點。在社會之中，具有品德往往意味着一個人能與人為善，擁有篤定的原則與底線，不因私利小利而舍之。如果棄德而空有文化，那麼所具有的文化也會因此全然黯淡下去。大學生因老人不懂使用移動支付，在二維碼轉賬中短款少款，甚至暗中只支付0.01元的最低限額，使老人的辛苦勞動成空。他們並不是無力支付，也不是缺乏學識水平，但所有人在評判這一事件時，卻不會因他們的大學生身份而矚目他們的文化，只會更加憤怒於他們由於缺失品德而展現出的卑劣。沒有品德基礎的文化，只是座空中樓閣。孔子所言，必先“泛愛眾而親仁，得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想必也是在強調這一點，希望人們重視品德，因此，我們首先應當為個人發展打下品德的地基。
品德水準並不被文化水平所決定，人即使沒有深入、系統地接受過學術教育，沒有掌握大量知識或是不是學術工作者，一樣可以擁有高尚的品德，並以之温暖，幫助身邊人。近日來，有一則新聞報道了一位外賣小哥的獨特外賣箱，上面這樣寫道：工作不易，請不要拿走別人的外賣，箱底有15元錢，實在困難請拿去買一頓飯，好好生活。它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與評論，而其中大多數都為這幾行字中所展現的善良的品格所感動。他在被偷走外賣，影響工作的同時卻仍在為偷取者考慮，做到了以德報怨，真正地希望自己可以傳遞給他人生活的勇氣。比起上一例中惡意少款欠款的大學生們，他的學歷也許並不及他們光鮮，但他們品德遠勝其百倍。這類熠熠生輝的品德，不會被文化的水平蓋去光芒，更能使有才無德的虛妄的文化黯然失色。
如果人們能在具有品德的基礎上，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平並能將它們發揮於社會生活中，社會的風氣就能受到向上的牽引與影響。那位僅四年級即在公交車上多次讓座的小朋友之所以被標為暖心，不僅是因為讓座行為本身，更因為我們可以從他的身上，看到中國許多優秀的新一代的身影。他們遵守規則，關愛他人，將學習中所學到的知識與品德相結合。知行合一地用自己的行為改變着世界。同時，也像那位傳奇的去尋老人並道歉的大學教授。不僅具有豐厚的學識，同時對教書育人有着深沉的責任感與擔當，希望能教育好學生們的品德與文化——這樣的可敬可愛的，兼顧了品德與文化的人們，能夠形成一股正能量的推力，將我們的社會與國家推向更強大、更文明的方向。
品德與文化之間的關聯，不僅能夠引起我們對己身為人處世的反思，更能促使我們定下時代要求，用於承擔時代責任，以品德為底色，以文化為筆，在品德的基礎上盡力發展，學習文化並將其投入社會生活實踐中，用自己的力量改變。促進社會的進步與發展。
身處蘭蕙叢中，亦受着香薰淘染，文化通過教育和體驗，塑造人的內心，培養個體的人格。品德則如壁立千仞，不易動搖，而仰之彌高。
文化塑造品德，文天祥雲：“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孔回成仁，孟回取義”，身為狀元宰相，對經史爛熱於心，而書中孔孟的諄諄教誨，淘洗了文天祥的靈魂，潛移默化中使人認識“捨生取義”的崇高，開一生恪守，為國家、民族的道義而引頸就戮。司馬遷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文化不只是書本上的字句，而是方聖先賢的精神的結晶和文化的化身。讀之研之，繼而深慮之，便是與古人神交，使思想與品德超越自身經歷的桎梏，抵達更高遠的境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隨子能至，然心嚮往之。”精神在這種仰望中得以拔高，從認識高尚到踐行高尚，司馬遷修史如此，大多有作為之士亦是如此。
而非言文化的力量可扭正一切邪曲，沈括之博學如鬥星，而在官場的鬥爭中也不免顯露出猙獰的爪牙。品德不僅需要培養，更重在堅守。堅守開山島不過是一對平凡的夫婦，而二十年如一日的艱難困苦毫不動搖其潔行，在於真正承擔起個人對國家對人民的責任，初心不變，方得始終。在平凡的堅守中成其偉大，此謂之真品格，品德的塑造，既內化於心，亦外化於行。司馬遷在朝堂的萬聲毀謗之下挺身而出，為李陵主持公道。非在位的其他大臣不懂道義，實不敢為之。堅守一如既往的赤子之心，需決然的勇氣和恆久的堅韌。
因而文化的傳播不僅僅是知識的傳遞，更重價值的樹立和傳揚，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開史學品評正義，匡正道義之先河。鮮活的人物背後是不滅的精神火炬我們在學習。育人的過程中，更應該挖掘其間的內涵。做價值的倡導者和弘揚者。唯有如此，文化這根細線才可串聯起無數的人羣，講社會凝成一個向美向善的集體，塑造社會的價值體系。讓品德在文化中陶沾，文化在品德中豐盛，二者共生，共榮。
文化化人，所言非虛，自古以來，在中國的傳統觀念中，品德與文化往往是合一而論的。有文化素養與才能者往往其品德亦為世之典範。
但在現代步履急趨的社會之中，“品德”與“文化”二詞似乎被割裂開來。當各類高智商、高學歷者犯罪違法案例頻出時，方才昭然揭示了被當下世人往往忽視的一點——古人將品德教育傾注於文化教育之中，因而品德在某種程度上被視作文化素養的一不可分割的部分；而在當下，“文化”一詞卻變得狹義，僅指人的受教程度，缺失了其中對品德的約束。
真正有“文化”的人，應亦是道德之楷模，墨子其人即鮮明詮釋了這一點。面對春秋戰國連年的兵亂紛爭，墨子所知極深，所見極廣，因而所慮極切。墨家以其高遠深厚的積澱與視角宣揚“兼愛”的理論。認為世間之仁愛不應有等級之差別，當如陽光般照亮世間紛擾中每一個黑暗的角落。墨子率領着萬千墨家不僅致力於著書成説以為宣義，更是以極其艱苦的生活方式與犧牲精神踐行着自身信奉的學説理論，在文化上對後世形成深遠影響的同時在當世以身體力行踐行其“兼愛”的至高道德追求。乃至救國風雲湧動的年代，梁啟超、孫中山等社會文化界的思想精英，亦艱辛救國“厥惟學墨”——他們站在峯頂至高至遠、博聞強識，目睹國家罹亂，因而以墨家之品德高標激勵約束自身，自覺肩負起宏大的沉重社會變革之責任。
品德是文化之重要因素，若無品德為行為之約束匡正，即使有再高的文化水平，學力程度，已不能稱之為有文化的人。納粹德國在二戰中犯下的暴行至今猶然在目。在國家意志，非正義的驅動之下，學問深厚技藝高超的日耳曼醫生搖身一變即成了操縱毒氣室，進行實驗的殺人惡魔——他們所受的文化教育中顯然缺失了道德教化之部分，因而會盲目地追隨國家地旨意，將救死扶傷地手術刀化作殺人如麻地屠刀，將自己的文化常識在沒有道德與是非觀的約束之下造成難以挽回的暴行。
品德與文化教育的結合實際有必要的，而社會環境與風氣的引領至關重要，是我們借鑑歷史之中“文化之惡”而可警惕於重蹈覆轍。人無德，無以立，面對社會有德才是個人有德的先決條件。在當下物質豐盈，文化教育普及的時代中，不只會有儒，墨一類的文化精英才能發出品德追求的呼聲，我們每個人都具備以品德律己，宏物社會正義的能力，應當以之為己任，喚起社會文化背後更多的是道德追求，任重而道遠。
國小生在12分鐘內四次讓座，不識字的鄉村婦女明知助人為樂的美德，而有高學歷的大學生卻為了七元的早餐而作虛假。這一切的事實不得不讓我們思索，文化與品德也許不一定重合。
有文化不一定就有品德。文化代表的是知識，是學識，而品德代表的是價值觀，是修養。有文化，有學識，並不代表有修養。時主父偃，學識淵博，能縱談古今，為漢武帝多獻要計。一年提拔，由平民直升為內朝要官。然其為人，飛揚跋扈，窮奢極欲，盜竊國庫，搜刮民脂，甚至逼死齊王，放出“生不當五鼎食，死當五鼎烹耳”之言。其有識也。有才也，是有文化之人。然其品德，實為低下。反觀今日之污吏，欺上瞞下，巧取豪奪。他們哪一個身後沒有高學歷？哪一個不是層層考試選拔而來的國家人才，但有學識並沒有提升他們的品德，反而文化為他們大開貪腐的方便之門。子曰：“禮崩則求諸野。”商鞅曰：“聖人定法而愚人守之。”文化並不會直接帶來品德，相反的，往往是那些沒文化的愚人，有時更能看到品德的價值並遵守。
文化與品德不重合，真錯在文化麼？難不成文化腐蝕了品德麼？絕非如此。文化開啟人的思維，打開人們的智識。它是好的，它從來沒有問題。問題在於掌握智識、文化的人。他們沒有從文化中可得品德之價值，而把文化上的優秀變成了謀私利之工具。就如同那些大學生，憑着自己比老人稍多的互聯網知識，連七元的小吃都不願付款。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我們極多成就，但也極多問題。市場與資本在改善人們的生活的同時，也腐蝕着人們，將享樂、自私的冷酷心境深入人們之心靈。教授的行為讓人感動，我們不要讓文化，成了品德的絆腳石。
自媒體上被瘋狂轉發的，既有詩人咋舌的教授，官員的醜聞，也有獲得高讚的路人善舉。為何教授、官員的品行不端會引起眾多的謾罵，而路人的善行又帶來無限的驚喜與温暖？這大概源於我們潛在意識中對高文化水平與高道德水準的關聯。而我以為，美好的品德未必只藴藏於文化水平高的人羣中，但文化水平高者，必須要有美好的品德。
孟子相信人性本善，而西方先哲蘇格拉底也認為只要認識得到美德，任便會主動行善。美好的品德，實際上就潛藏於你我的人性基因之中，並不因學歷的高低而掩蓋或彰顯。天津老人白芳禮數十年如一日腳踏三輪車為貧困生攢錢捐款助學；北京學生騎車時不慎蹭壞路邊車輛，寒風中久等車主未果依然留下聯繫方式；四年級國小生公交車上短短12分鐘讓座4次，將便利讓給更有需要的人。都是文化水平較低的普通人，他們的善舉不僅讓我們相信世間永存的温暖，更是一盞明燈，指引着每一個平凡的人向好向善。他們的善舉告訴我們，美德本就根植於我們的靈魂它的呈現與文化水平的高低無關。
又是什麼讓高文化水平的人做出道德淪喪而令人失望的事呢？讀書豐富着人的閲歷，拓展者人的視野，心智漸開，世事漸雜，面對複雜而充滿的世界，讀書人若是隻收穫了些許小聰明和小智慧便陷入到“看山不是山”的層次，而不能將人性的本善踐行出來了。需要有睿智通達的眼觀和寬廣博大的胸襟，其品德才能越至“看山又是山”的層次，而那時，他們必將引領社會的正氣，指引人心。
對於讀書人、文化人的品德需要，先賢早以述之。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君子對於社會的引領作用，已是流傳千年的共識。而科舉以來，文化水平成為士大夫獲取“君子”之位的標準，自然便有了眾人對於讀書人品德的要求。昔日，嚴子陵雖為光武帝同窗，卻披羊裘釣澤中，一高節加於光武帝之上。“雲台爭似的台高”，其狷介獨立的人格開東漢逸明清逸自由的社會風氣，而這種文化人的引領則在一句“先生之風，山高水長”中被道盡。“便含夫廉，懦夫立”，是人的高的，果真大有功與名教。
《易經》有眼，“德不配位，必有災殃”。在當今以文化水平取人是主流的社會裏，取得高位與高光的文化人，更要德行“勵有己，由身起”。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我輩眾人，亦可在平凡的生活中，發揚人性純善，收藏文化與品德雙重的提升。
作文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