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至今，任何一個朝代都有這樣一個群體。他們“有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的孤寂，有“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的豁達。有“園中草木春無數，唯有黃楊厄閏年”的風趣。
這個群體便是文人雅士，不同時期文人的生活也各不相盡。而明朝作為最後一個漢統王朝，十分重視文員，工藝製造業達到頂峰，流傳的典籍器物較為完好，使得今天我能夠在山東博物館，近距離接觸明代文人雅士的生活日常。
那時的文人多是隱遁山林、寄情山水、不問世間繁瑣。生活格調也隨之提高，從香茗到瑞腦，從對弈到撫琴，從書畫到佳釀。案頭香爐、紙邊砂硯、爐上茶壺，物在精而不在多，器在雅而不在華。一切都展現出他們簡達、清高、曠遠的審美。
然而在感受這氛圍的同時，我也不禁發出思考。他們也滿腹經綸、才高八斗、學富五車、博聞強記。為何就不能有兼濟天下之志，謀天下海清河晏、大展巨集圖、施展抱負呢？這樣是否有無為之嫌呢？
其實也不盡然，明朝是中央集權統治，主要施政方針即在“四書”所謂“黎民不飢不寒”的低標準下維持長治久安。施政為官僚作風所掣肘，民意傳達不便。朝中文官多有不睦，俸祿極低，以至於大小官員無一不貪。在這種情況下，縱然有明君也無法施展抱負，只會深陷於政治的漩渦當中。在這種社會情形下，隱歸山林，不問世事反而是最好的選擇。
在歷史上，文人根據時局出世入世的做法並不少見。比如近朝的陶淵明，也曾當官從政，也有官民和睦，施政清廉的政治景願。只因時代背景過於紛亂，選擇寄情山水。為人們心中開發一片淨土。相較而言，三國時期的諸葛亮，則是趁時入世的例子。十多載躬耕布衣，潛心研學，一朝入世，得遇明主。雖未匡扶漢室，也得垂名青史。
而他們能夠在時代浪潮中大展巨集圖，在暗流湧動中安身立命，都得益於他們能夠審時度勢，都離不開他們對於自身學識閱歷的積累。
作文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