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是中国人的精神脊梁
惊闻我国航天科技的奠基人，钱学森先生不幸辞世的消息，举国上下都在为失去这位科学伟人而惋惜。有位网友评价钱老是“中国人的精神脊梁”！笔者以为甚是准确，因为它代表了广大国人的心声。
何谓“中国人的精神”？当年在海外生活时，钱学森先生就立下铭誓：“中国才是我永远的家”，这就是一个海外赤子的“中国人的精神”。
作为一个华夏子孙，应该知道自己的根在这片祖先留下的热土上。一个人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富有还是贫穷，你都应该知道，你将永远属于生你养你的母亲；无论你现在的国籍还是不是中国，你都没理由忘记祖宗。而那些数典忘祖的人，还会说自己是中国人吗？
当年抗日，积贫积弱之中国危在旦夕，无论华夏大地的国人，还是海外的华人华侨，纷纷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中华儿女共赴国难，同心御辱。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大家众志成城，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获得了民族独立和解放，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和衷共济，终于完成了我们的“建国大业”，中华睡狮从此才站立起来。这依靠的，就是广大中华儿女的“中国人的精神”。
汶川大地震，无论是祖国大陆各族人民，还是台湾同胞、香港同胞、澳门同胞，抑或海外的游子，纷纷伸出援手。有的慷慨解囊相助，有的直接奔赴灾区参加抢险救灾。一幅幅感人的画面，至今令人难以忘怀。在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下，和世界上众多友人帮助下，我们又一次渡过难关。这一次，我们主要还是靠的“中国人的精神”。
钱学森先生于1935年赴美留学，经过数年的不懈努力，他成为当时世界上一流的火箭专家。由于发表了“时速为1万公里的火箭已成为可能”的惊人火箭理论，誉满全球。这位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在“二战”期间，与其导师冯·卡门参与了当时美国绝密的“曼哈顿工程”——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开发工作，在当时的美国，也算是屈指可数的杰出人才。
闻知新中国的诞生，这位举世闻名的科学家，感到无比激动，无比自豪。虽然，他当时在美国过着十分富裕的生活，有着无限广阔的前程，但他的心早已飞向了大洋彼岸的祖国。历尽周折，1955年10月，他终于回到当时还比较贫穷，但也充满希望，令他魂牵梦萦的祖国。从此，他百折不挠，走过了将自己奉献给祖国，奉献给科学事业的一生。他用实际行动见证了自己“此生惟愿长报国”的誓言。
钱学森先生一生的卓越成就，使他更无愧为“中国人的精神脊梁”！
钱学森走了，又一颗巨星陨落
10月31日上午我国科学巨星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一代国学大师季羡林匆匆走了，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也悄然辞世了。一颗巨星陨落，划过天际时留下的是璀璨的光芒。光辉一生的钱学森在他驾鹤西归后，带给国人是无尽的哀恸，而他生前的丰功伟绩和爱国情怀让世人更加钦佩敬仰。
“广阔无垠的太平洋上，一艘巨轮正劈波斩浪驶往香港。一位40来岁的中年人，迈着稳健的步伐踏上甲板。想到前方就是自己魂牵梦绕的祖国，他多么希望脚下不是轮船的甲板，而是火箭的舱壁啊。”
这是国小语文教材《钱学森》一文中对半个多世纪前钱学森返国途中的一段描述。笔者对钱老的了解和认识也是始于课本，孩提时代听着老师讲述钱学森冲破阻碍毅然回国的事迹，心中虽充满着钦佩，脑海中却不能描摹出具体印象。
后来，长大了，开始广泛涉猎书籍，对钱学森的成就和贡献知之更多，对其也肃然起敬。“中国导弹之父”、“中国火箭之父”、“导弹之王”，他的丰功伟绩比他获得的荣誉还厚重得多。而其“感动中国”不单单是因为他成就斐然、贡献卓越，也在于他的博大胸襟和爱国情愫。
“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劈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
这是钱学森当选2007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时的颁奖词，也是钱老一生的真实写照。在事业如日中天之际，他毅然选择回归当时几乎一穷二白的祖国，希望为自己的国家贡献力量。“我姓钱，但我不爱钱”，他不仅不贪利，也不图名，这岂是一般人所能做出来的？
后来他回忆说：“我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呆了整整20年。这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的是日后回到祖国能为人民做点事。”
正是怀着真挚的爱国热情，回国后他不仅仅是“为人民做点事”，而是为新中国做了很多事，在航天领域做出几乎无人能敌的贡献。而提及自己的贡献，他总是谦逊地说：“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
这真正是一个人民的科学家，爱国家、为人民，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有了此种胸襟，再加上科学精神，怎么不叫人折服。难怪他在争取回国时，当时的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说：“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决不能不能让他离开。”
如今，钱老走了，但他的爱国精神永远与我们在一起。就一个月前，钱学森被评选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这是他深爱着的人民在他生前给他的最高评价。感动中国，感动世界，人民永远会记住您！
钱学森离去，后学不应惟仰望
2009年10月31日，着名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火箭、导弹和太空技术奠基人钱学森与世长辞，终年98岁。
作为师从冯-卡门，曾官拜美国陆军航空兵（今天的美国空军）上校，在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担任重要职务，并参与五角大楼科学顾问小组、被美国人称为“几个师也不换”的着名科学家，钱学森曾是中国自然科学界屈指可数、被公认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家。尽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和同时代的钱三强、邓稼先等人一样，未能获得诺贝尔奖、甚至诺贝尔奖提名，但他的成就是举世皆知、无法抹煞的，这不仅仅体现在卫星上天、飞船升空、导弹轰鸣上，更体现在友人、敌人的态度上：恩师冯-卡门在麦卡锡主义余毒未消、中国“文革”甚嚣尘上的1967年，破例以老师身份在自传里为学生立传，称之为“美国火箭领域曾经的不世出之杰，我最好的学生”；而担心其掌握的关键技术为中国所用的美国当局，竟将他足足软禁了5年之久。
二战后的高科技技术发展日新月异，5年的周期对于大多数高科技人才，足以让他们从本学科的高峰跌入谷底，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曾将之无情关押5年的美国当局，最终放心地纵鱼入海，放虎归山，然而凭借聪慧的头脑，顽强的意志，钱学森用全世界都看得见的科学成果，让天下人为他、也为中国人的勇气、智慧和能力惊叹，今日之中国能屹立世界大国之林，包括火箭技术、导弹技术和太空实力在内的“硬指标”是重要支柱，包括钱学森在内的一批早期“海归”科学家功不可没。
今天的人们已无须讳言，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中国并不拥有良好的科学氛围，更不存在可与美国媲美的研究设备和条件，然而也正因为此，钱学森们所取得的成就，才具备更加灿烂的成色；今天的人们也无需讳言，倘留在美国，留在冯-卡门身边，钱学森在专业学科领域里也许会取得更多突破，获得更多的国际声誉，然而也正因为此，钱学森们的选择才格外令人敬佩。今天中国的科研条件、开放程度已今非昔比，但今天的中国科学界也好，“海归”科学家也罢，是否也能有前人般的执着？是否也能取得堪与前人媲美的成果？
今天的青年人或许觉得，钱学森等一代大家不论科学成就或人文高度，都是后人高山仰止，无法企及的，事实上并不然，钱学森早年曾申请美国国籍未遂，其毅然回归祖国，爱国主义情怀固是主要因素，美国麦卡锡主义的歧视、打击和排挤也是重要原因，他思想的演进、升华，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后来人同样可以通过思考、磨练，达到前人的思想高度；至于科学本身，正如牛顿所言，伟大科学家之所以能达到空前的高度，是因为站在巨人肩膀上，今天的科学工作者可以站在钱学森等前辈的高大肩膀上攀登，只要努力，就能够、也应该达到更高的高度。
上世纪80年代末，刚刚进入大学校门的我，经常在收音机的学生科普栏目里听到钱学森的声音，对于一些浅显的科学常识，当时已年逾七旬、功成名就的钱老深入浅出、生动风趣地予以解读，并毫无架子的和学生听众交流。更小的时候也读过钱老的科普文章，语言浅白，文笔生动，不仅是科普的好材料，也是相当优美的文字。不仅钱老，老一辈的许多科学家——如在钱老故乡杭州成就盛名的茅以升，也同样具有科普精神、与普通人、青少年沟通的能力，以及扎实的文字功底，这些都是今天的大多数科学工作者所不具备的。
大师们相继逝去，对于他们，后学不应惟仰望，也许并非每个人都能达到钱学森们的科学高度，但每个人都可以取法他们的学术和人文精神。
记取钱学森对这个国家的发问
昨日，我国着名科学家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钱学森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他一生传奇，成就卓着，荣誉无数，国人引其为科学的骄子、民族的脊梁与知识分子的典范。他以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朴素信仰，怀尖端科学造诣而穿越政治的波诡云谲，于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居功至伟。他的离去，是中国科学界巨星的陨落，当为国人深切缅怀。
在高深的科技领域之外，晚年的钱学森为公众所铭记，还源于他对中国教育事业的秉直建言。2005年7月29日，病榻上的钱学森向总理温家宝坦诚相告，“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如今，科学大师离去，他向这个国家的发问，却少有人能直面回答。
钱学森的一生，其实就可观照这个“出大师”的中国难题。他曾不止一次说过，他一生的道路有两个高潮，一个是上世纪20年代在北师大附中的中学六年，另一个就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求学历程。自由的学风，创新的欲望，挑战权威的勇气和环境，使他在大学毕业数年后，就完成了美国首个军用远程火箭的设计，成为当时有名望的优秀科学家。
今天人们缅怀钱学森，把他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当成主线。但这绝不是唯一的线索。因为在科学技术领域，仅仅凭借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不可能造就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作为国人典范的钱学森，首先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其次才是民族和国家的功臣。他必定是在天赋之余，得到了一位科学家成长所适宜的土壤和空气，才有机会成为后来的科学巨星。因此，他的成才之路和感同身受，才更值得世人倾听和冥想。
这个解开了无数尖端科技难题的科学大师，把为什么中国一直出不了大师的问题抛给了公众。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他真的是要向大家讨要一个未知的答案，甚至，或许答案就在他的心里，而这不过是晚年钱学森的一句浩叹。2006年末，总理温家宝在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以钱老的这个问题求教6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得到的答案是“培养杰出人才，关键是教师”，“要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贯通起来”，“高校大改革大发展之后，应该是大提高”，“做大了高等教育，还要做强高等教育”……如此种种，不知钱老是否满意。
而就在钱学森提出大师问题之后，还有更多关心教育、关切国运的人士求解。他们说，大师的心灵一定是自由的。他会顽固地、习惯性地怀疑权威。无论何种模式的灵魂塑造、思想灌输，都必同于对大师的戕害。他们说，大学日益行政化、官僚化的背后，是权力对学术自由和知识创造的扼杀，是权力通吃对大学的污染和毒化。至于，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几乎就是对“中国何以不出大师”这样务虚的发问最直白的回绝。
一位科学老人的逝世，他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赤诚相问，衍化成我们绵长的思索，而真诚无疑应该是后人缅怀的起码前提。钱学森把他一生最精彩的部分都献给了这个国家，他没有理由不关心这个国家的去向和前途。当我们民族的智慧足以向月球迈步，如何“出大师”这样的问题显然不应该在智力范畴内去读解，而更应该在历史正义和现实政治中去敲问。“出大师”不过是对钱学森晚年良苦用心近乎功利的概括，而记住这个问题、思索这个问题、解开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寄寓我们对他深切的怀念，接续他对家国的赤子情怀。
钱学森的道路值得永远追随
钱学森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一个科学家，只有为国家和民族贡献自己的智慧，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连在一起，才能赢得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尊重，才能把自己的人生价值最大化。
钱学森这个名字，已经深深刻入几乎每个中国人的记忆之中。他一生的言行事功，尤其是他在20世纪后半期的人生轨迹，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来说，已经成为一种精神存在，成为估量中国知识分子价值的标准之一。
作为科学家，钱学森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一个科学家，只有为国家和民族贡献自己的智慧，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连在一起，才能赢得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尊重，才能把自己的人生价值最大化。钱学森不平凡的回国经历，以及他政治上的抉择，为他施展宏大的抱负奠定了基础。他的特殊经历说明，作为一个中国科学家，为自己国家的发展贡献才智，为民族的复兴而努力奋斗，这既是至为重要的政治抉择，也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实现自身价值的主要方式。
在全球化的今天，有人说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的最终和最大的价值是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贡献。这固然是崇高的目标，但对于科学家个人来说，国家和民族利益，仍然是无法超越的，至少是暂时无法超越的，因而，仍然是值得科学家为之奋斗的目标之一。钱学森回国时是这样，今天仍然是这样。现在世界上一些国家，仍然把中国视为高技术出口的禁区，这充分说明，作为中国的科学家，作为一个中国人，想把科学研究这个职业视为晋身“世界公民”的路径，至少在眼前，和我们国家民族的总体利益诉求还无法完全交集在一起，和中华民族的基本情感还无法完全交集在一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钱学森的抉择仍然是值得后人崇仰的。
当然，今天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已和钱学森的时代不大一样。在市场经济的今天，社会空间比过去大得多，因此，科学家可以选择更多元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有的科学家甚至把个人利益视为人生价值的估量标准之一，这种个人利益选择的多样化固然应该得到尊重，但是钱学森这个偶像的价值依然是崇高的，他的道路依然是值得后人追随的。追求个人利益和国家民族的利益之间虽然不一定矛盾，但如果没有一大批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置于首位的知识精英，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进程，则无疑会延缓很多。正因为此，钱学森仍然是我们眼前的一座高峰，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他仍然是不能放弃的偶像。
钱学森是一个有忧患意识的人。对中国的教育体制难以培养杰出的人才，钱学森晚年深感忧虑，并多次对温家宝总理谈及他的这种忧虑。这让人想起冰心在上世纪80年代对当时中国教育现状的批评。他们那一代人的内心，仍然深藏着五四时代滋养出来的那种现代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的深刻忧患，这种自觉的担当，对今天的知识分子来说，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思索。
钱学森的道路，值得后人永远追随。不但如此，作为后人，只有走得更远，才不辜负钱学森那一代人的期望，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所在。
冲击诺贝尔奖需要的是中国钱学森
10月5日，国内多家网站和报刊报道了同一条消息：钱学森的堂侄、美国加州圣迭戈大学钱永健，有望获得诺贝尔奖化学奖，其成果是利用水母发出绿光的化学物来追查实验室内进行的生物反应。（10月05日新华网）
这一报道，传递出两个常规性的信息，一是本届有望获得诺奖化学奖的是钱学森的堂侄，钱学森是具有世界影响、备受国人尊敬的中国导弹之父，其堂侄能够入围，可为钱学森争光；二是钱学森堂侄身为华裔，说明华人在尖端科研上同样具有创造力，丝毫不比其它民族逊色。
这一报道，也传递出另一非常规的信息，即依照有些有影响的科学家预测，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人是无法获得诺奖的，但中国人又不会断掉诺奖梦。乍办？华裔中既然也有出类拔萃者，且还是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的堂侄，那就突出报道他，总能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和慰籍，以实现“精神上的胜利”。
这里需要搞清，钱学森是中国的钱学森，钱学森的堂侄并不是中国的钱学森，也不等于中国的钱学森。冲击诺奖，需要的是中国的钱学森或钱学森们，而不是身为华裔的钱学森的堂侄，否则只会在“精神胜利法”中盲目乐观，以致越陷越深。
其实，能否获得诺奖，并不是也不应该是中国科学家的最高或唯一追求。诺奖只是诸多国际奖项中的一种，生活在人口众多，仍然落后的中国的科学家们，应该像钱学森一样，把对中国发展作出最大贡献作为自己终身研究和追求的最高目标，唯能如此，才算得上名副其实的中国诺奖得主，才会受到多一些国人的崇敬。比如钱学森，袁隆平，他们虽然都不是国际诺奖的得主，但他们都为中国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他们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诺奖得主，在国人的心目中，他们一点也不比国际诺奖得主逊色。
当然，鼓励中国科学家多去争取中国的诺奖，希望获得中国诺奖的科学家越多越好，并不是反对或抑制中国的科学家去赢得国际诺奖。因为诺奖并不是外国人的专利，中国科学家有能力有权利获得国际诺奖。中国已是很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中国科学家的许多攻关选题，实际上就是国际上需要的攻关的选题，中国科学家的努力，通常可以一箭双雕，也正是世界所需要的，中国科学家若也能跻身这样的国际诺奖，那当然更好，由此也可在认知上缩小与世界的距离，使中国科学家的研究攻关更具有国际意义。
纪念钱学森让科学精神更加深入人心
钱学森先生的逝世，顿时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巨人离开的沉重。
钱学森先生一生成就卓着，其不但是中国的航天之父，而且也是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然而，他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和作用，远远不止于此。钱先生作为当代中国科学精神的代表，可以说是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的“科学偶像”。这种精神价值不但是激励国人不断在科学的道路上探索的动力，而且，对当下的中国社会更是一种鞭策。
“五四”运动确立了“科学”与“民主”两大主题。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等一代科学家自觉地成为“科学”这一主题的践行者。尽管，很多人对“五四”的文化激进主义倾向，多有不满。但是，“五四”所传播的“科学”精神，则毫无疑问为各方所接受。“科学”尤其是被新儒学所普遍认可。他们认为科学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缺乏的，而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发展，亦离不开对西方科学精神的充分吸收。“科学”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视野中，不只是与认知自然、探究客观世界的规律有关，在科学探索中所体现的“求真”精神，亦被当作一种值得褒扬的价值观而获得广泛的提倡。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在“五四”之后，“科学”不但被纳入国家富强的叙事之中，而且，也被当作塑造新公民的价值工具。或许，秉持这样的一种视野，我们才会更加充分地认识到，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之于中国社会的价值。
虽然，60年来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庞大的教育体制每年所培养的工程师和科研人员，已经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多。很多人醉心于当下的漂亮数字，而想当然地认为，“五四”以来的“科学”使命已经完成。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思想误区。近年来，一系列学术丑闻事件见诸报端，教育体制中的种种弊端频频被曝光，这些事件令社会各界所忧虑的是，科学精神并没有随着大学之中大楼的拔地而起而得到发扬光大，反而已经有了被官僚学术严重侵蚀的危险。在某些教育或科研领域，科学精神的沦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钱学森先生晚年的焦虑与此密切相关。
众所周知，钱学森先生晚年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中国的教育体制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今年，9月4日，温家宝总理到北京35会考察时说：“我多次看望钱学森先生，给他汇报科技工作，他对科技没谈什么意见，他说你们做的都很好，我都赞成。然后，他转过话题就说，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句话他给我讲过五六遍。最近这次我看他，我认为是他头脑最清楚的一次，他还在讲这一点。”对于中国为何没有培养出杰出人才，钱学森认为，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钱学森先生所指，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当今高等教育科学精神的缺失。他的批评非常尖锐。
现在，钱学森先生离开他深爱的这片土地而去了。或许，有些人士，会因为再也没有了钱老的批评而感到轻松。然而，科学精神已经在中国社会扎根，在对钱学森先生的纪念中，“科学”二字只会更加深入人心。
缅怀钱老，不妨学学其人格精神
大师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钱学森留给我们的，永远是充满神秘色彩的爱国符号，而其历史功勋更是铸就了难以逾越的丰碑。11月1日，新华社发表了《“钱老就是我的亲人，就是我的恩师”——秘书兼学术助手涂元季缅怀钱学森》的文章，让笔者对一代大师有了新的了解和认知。除了奉献和爱国情怀，钱老身上散发出的人格力量，同样可学，值得尊重，值得宏扬。
反对浮躁和作假歪风。有人把在钱老指导下发表的论文署上他的名字，钱老很郑重地给作者写回信说：“把我的名字放在文章的作者中是不对的，我决不同意，这不是什么客气，科学论文只能署干实活的人。”再环顾当下，浮躁盛行、作假成为潜规则，就连曾经圣洁的高校也成为重灾区。近年来，高校学术造假丑闻屡屡发生，不学无术者有之、挂羊头买狗肉者有之、金钱权力开路者有之、请枪手捉刀者有之，再想想钱老为署名的较真劲，实在让人为当今学术道德地沦丧而悲哀，更为钱老的高洁而钦佩。
不居功自傲。钱老一向反对人家称他为“导弹之父”。钱老反复强调，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的研制成功，是几千名科学技术专家通力合作的成果。反对“导弹之父”称谓，既表明钱老的谦逊，也表明他内心的自省，更有着强烈地的团队精神和集体意识。面对荣誉、面对光环，最能考验一个人的定力。钱老反对“导弹之父”称号，季羡林请辞“国学大师”帽子，体现的正是传统知识分子内心所坚持的学术操守。反观当前，不少人挤破头要搞虚名号充门面，发表了两篇文章，出了两本书，电视上露了两次脸就以“大师”自居者大有人在。如今是一个流行的时代，也是一个“大师”贬值的时代。季老钱老的相继离去，真正的大师又有几人？
“在任何新的领域，我们都是国小生。”笔者认为，钱老这种理念，确实值得许多人好好学习。人贵有自知之明。可有些人恰恰恰缺少自知，不懂得自谦，一招鲜吃遍天下。有人讲了两篇三国故事，就敢到娱乐节目当评委；有的人刚主持了两场节目，就敢在大学客串教授；有的官员连会议名称都没搞清楚，就敢滔滔不绝发表重要指示。没有人是全才，不懂也没关系，怕就怕不懂的人还要装懂，最后还要发号施令就麻烦大了。
钱老看到社会上的腐败现象时，说“真是心急如火”。一位只能座在轮椅上的老人，在风烛残年之际，依然关注社会腐败现象，关心国家大事，如果没有对国家的深厚的感情和浓烈的爱，是断然不会“心急如火”。在物欲横流的社会，明哲保身的多了，关心自身利益的多了，钱老身上透射出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社担当，在当今时代格外弥足珍贵。
真正的大师，除了事业的建树外，还有着崇高的精神力量和人格魅力。缅怀钱老，感叹仰慕后有所悟：天才是无法复制的，而世间更多的是凡夫俗子，不可能人人都成为大师，不可能人人都成为完人，但至少可以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人。我们无法复制大师的学术成就，但可以复制传承大师的人格，注定会受益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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