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中国“男主外，女主内”“男治国，女持家”的角色定位，沿袭数千年不变，根深蒂固。这一观念，束缚着一代又一代的女性。但其间也不乏有坚贞勇敢的妇女，《荷花淀》中的水生嫂便是一个。
在这个战火纷飞的特殊年代，家庭妻离子散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水生和水生嫂只是千千万万对别离夫妻中的一个缩影。男人奔走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女人挑起家庭的重担，像个男人一样坚强地生活。
故事一开始，水生嫂在家中等待未归的丈夫，听说丈夫要去参加抗战，她只说了这样几句话：“你总是很积极的。你走，我不拦你，家里怎么办？你明白家里的难处就好了。你有什么话嘱咐我吧！还有什么？”每句话都恰到好处地写出水生嫂细微而百转千回的心理变化，突出她的勤劳善良、温柔体贴、深明大义。丈夫参军，她也没有拖丈夫的后腿，面对水生的“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拼命”，她流着眼泪答应了他，她知道这是为了祖国的明天。在特殊时期，她必须承担更多的压力与艰辛。
大敌当前，国难当头，水生嫂把对丈夫的爱和对祖国的爱统一起来，积极支持丈夫参加抗日战争。在经历了荷花淀的伏击战之后，她们受到了教育、鼓舞。她们认为：凡是男人能做到的，妇女也能做到。当水生说她们是“一群落后分子”时，她们更不甘示弱，商量着回去成立队伍，参加战斗。这种被保家卫国的渴望所激发的向上的要求，对自己力量的坚信和心中的雄心壮志，是她们身上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基础，也展示了她们美好的精神境界以及高尚的道德情操。
众多文学作品中也不缺乏这样的人物形象。《祝福》中的祥林嫂生活在封建时代末期，现代文明之风还吹不进封闭、保守的鲁镇，祥林嫂只能被冷漠、黑暗的社会现实所毁灭。她与水生嫂同是中国普通的农村妇女，但人生道路却截然不同，其中不乏社会因素的影响，但水生嫂自身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品质让她成长为一个抗日战士，她不正是现代新女性的体现吗？
在当今社会中，也不缺少这样的女性。她们用实力演绎：什么才是“巾帼不让须眉”。
在遥远的戈壁大漠深处，风沙日夜侵蚀莫高窟的容颜。如今的这方土地，在“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下，正重新焕发出蓬勃的青春。而守护这里的女儿，现在已是一位84岁的老人。她将青春无怨无悔地交给了这里，一坚守就是半个世纪。“舍半生，给茫茫大漠。从未名湖到莫高窟，守住前辈的火，开辟明天的路。半个世纪的风沙，不是谁都经得起吹打。一腔爱，一洞画，一场文化苦旅，从青春到白发。心归处，是敦煌。”这是“感动中国”对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的颁奖词。敦煌研究院的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她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她永不磨灭。”樊锦诗便是其中一个愿意守护历史的人。为了考古事业，她与爱人分居19年，儿女情长与敦煌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他们的爱情带着时代的注脚，也带着与时代无关的伟大。
“敦煌叫人着迷，我的心一直在敦煌，要去守护好敦煌，这就是我的命。”樊锦诗说，她用57年的执着和坚守，甘愿用生命守护敦煌的坚定信念，谱写了一个文物工作者的平凡与伟大。这不正与水生嫂相同吗？她们舍小家，为大家，用各自的方式为祖国的事业默默奉献。樊锦诗和水生嫂虽是女子，但她们谱写了伟大的篇章，令我敬佩。
在历史的潮流中，有无数这样的英雄女子：秋瑾冲破封建的束缚，东渡留学，最终壮烈牺牲，终其一生，她都在为伸张女权而奋斗，为革命建国而努力；丁玲冒着生命危险到达陕北保安，是第一个到延安的文人，她将自己的命运与中国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给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原本力量薄弱的文艺运动增添了新鲜的血液，为中国现代文学做出了无法取代的贡献。宋庆龄青年时代便追随孙中山，献身革命，在近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她坚强不屈、矢志不移、英勇奋斗，始终坚定地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妇女儿童的卫生保健和文化教育福利事业，为祖国统一以及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的进步事业而殚精竭力，鞠躬尽瘁。正是有无数这样的女子，才有如今中国的辉煌成就。
“少年强，则国强”，作为炎黄子孙，我们要勇敢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志存高远绽青春，直挂云帆济沧海！
作文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