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原来姓康，天津商会八大家之一。
戊戌变法失败后，灭康姓一族。太奶奶携爷爷出逃，逃到济南，后改姓为肖。
我们家比较特殊，爷爷四十多有了父亲，母亲四十多才有了我。每一辈的年龄差距都有点大。
爷爷一米八几，身材魁梧，品性正直。业务精湛，精益求精，对此，人皆称赞。
爷爷在国民党的备服厂做审计管账，双手各打一个算盘，左右各站一人，同时报账，十指翻动，两本账簿报完，分文不差，全都能对起来。他为人耿直，多年在财务室，账目明了，受人尊敬。后来，国民党败退台湾，管备服厂的总务科的领导临走前送给我爷爷一些金饰，对我爷爷说，“跟随我这么多年，这么多人，你是最正直的，业务还好。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没有一个。”
爷爷是一名大学生，就读于燕京大学。爷爷对文化的热爱已成为一种习惯。每天看报，听英语唱片，从北京邮来的英语专刊，他坚持每月订阅。翻译书籍，涉猎广泛，甚至还帮一位旧友翻译医学用书。
爷爷坚持每天用钢笔写日记，深黑色的硬皮笔记本、深褐色的深灰色的笔记本，一摞厚本子，都是他写的日记。一直到老了坐在沙发上，几乎都不能动了，还坚持阅读，批注书籍，等到病情加重，不能提笔，只能作罢。
母亲嫁过来时，爷爷用毛笔在大红纸上写成的礼单，两张大红纸，红纸黑字。笔墨秀气中带着大气，内敛中透着浓厚底蕴。贴在墙上，看到的人皆赞叹不已。爷爷不慕名利，一对夫妇，提着二斤甜点，一罐罐头，让爷爷帮忙写一篇校史，他洋洋洒洒写完，连名字都不题，便让人拿走了。
爷爷十分注重学习。60年代生活再艰难的时候都没卖掉金饰。但为了他的内弟上学，特意变卖了一部分金饰，请校长在大明湖的餐馆吃的饭，挎着照相机，还亲自拉着二胡，一起听曲。努力没有白费，舅爷爷后来去了兖州铁路公安。
爷爷耿直得要命，他管账负责过节分发东西，奶奶急着要先回家做饭，就让爷爷走的时候把她的那份捎回家就好。“脑子坏了怎么死心眼到这地步。他竟然对我说，‘你到后面排队去。’”奶奶生气地说，眼睛瞪得大大的。
可这份耿直在当时的环境却害了他。爷爷被打成右派，派他打扫厕所，被别人称为“臭老九”，受到了社会的许多不公平对待。后来等档案拿出来平反的时候，打开档案袋，被打成右派的理由就因为爷爷当时说的一句话。当时厂内会议，要大家提些建议。爷爷科室有一个人靠关系，坐在位置上不干实事，爷爷便真的耿直地提了出来，“有些官，就是活牌位”。但即便受到许多不公平的待遇，爷爷一直忍受着内心和身体上的苦难，没有轻生，坚持到平反。离休以后，厂里还返聘他回去担任老本行，一直干到年老生病。
“一日下班，在你爷爷工作台，翻开了一本笔记本，我瞥了一眼。见有日期，知是日记，便不再看。但那三五行已落入眼中。你爷爷大致记的是‘一生困乏悲苦，时运多舛，有心无力，遗憾的是几个孩子在在学业上都没达到我内心的希望。’”时隔四十多年，母亲还记得印象深刻，“就在右页中下的位置”。母亲回想爷爷的眼神我并不能用语言准确地描述，厚重却又单纯，哀而不伤。但母亲转过头来看我时，母亲眼神的希冀，我看得分明。
见过爷爷并和他同辈又健在的人，便是舅爷爷了。我从图书馆借书回来，父亲带我拜访舅爷爷。舅爷爷家雅致且极静，阳台放满了盆栽，阳光从窗外透过来，打在地板上。一进屋子，我便不由自主地放轻脚步，连呼吸也小心翼翼了。大人间没有常见的客套，简单地问好后便相互点点头，各自又默默地去做事情了。舅爷爷当时正在拉二胡，我便在旁边看书等着。等舅爷爷拉完，扶他过来坐下，他见我读书，便开口说了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在看书，这很好。”
时间或许会让历史蒙上尘土，但却不会风化那些鲜活的记忆。爷爷若今年还活着，已经一百零三岁了。我未见过他一面，但有些东西，已悄然根植在心中。在滚滚时间之河中，我们从记忆中拾取爷爷逝去的芳华，从记忆中获取爷爷有用的光亮，爷爷为我们守护那段记忆，时间永不能将其风化。
作文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