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人有一种“即色游玄”、“山水是道”的思想观念，所谓“寓目理自陈”即是这种观念的体现。“理”在诗人所观赏的山水景物中自然地展现出来，诗人在审美中进入一种理境，所以这类诗歌，意趣虽仍在体玄悟理，但注重语言意象之美。
魏晋玄学从贵无到崇有的发展，体现在“言意之辨”上，是由“得意忘言”到“言尽意”的转变。
“辞约旨远”与“辞喻丰博”的清谈风格
这一转变直观的表现之一即清谈风格的变化。西晋清谈注重“约言析理”，以语言简洁为基本特点，如《世说新语·文学》载乐广的清谈：“客问乐令‘旨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乐因又举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于是客乃悟服。乐辞约旨远，皆此类。”乐广是当时清谈的领袖，其“辞约旨远”的清谈风格是时人追求的目标，如《世说新语·赏誉》载：“王夷甫自叹：‘我与乐令谈，未尝不觉我言为烦。’”王衍是当时另一位重要的清谈领袖，早年好论纵横之术，谈辞丰富，《晋书·羊祜传》即谓其“辞甚俊辩”。而受王弼贵无玄学影响后，其清谈风格转变为以简约为尚，表明当时流行的贵无玄学“得意忘言”之说对士人语言观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与此相对，主崇有论的玄学士人则体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清谈风格，如《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裴)頠疾世俗尚虚无之理，故着《崇有》二论以折之。才博喻广，学者不能究。后乐广与頠清闲欲说理，而頠辞喻丰博，广自以体虚无，笑不复言。”裴頠“辞喻丰博”与乐广“体虚无，不复言”，正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清谈风格。与裴頠同时的郭象，其清谈亦以辞藻丰富为特点。
“言尽意”论注重语言之美
东晋的玄学清谈继承了裴頠、郭象注重辞藻的特点。经过西晋后期大动乱的破坏，东晋玄学清谈重新得以发展兴盛，实有赖于王导等人的努力和倡导。孙绰《丞相王导碑》说王导“雅好谈咏，恂然善诱”。东晋前期一批清谈名士，如殷浩、谢尚、王蒙、刘惔、谢安、王羲之等人皆与王导有密切关系，王导“言尽意”论作为玄学新的思想方法和清谈论题，对东晋士人的影响极为深广，事实上已成为东晋玄学的新方法。
“言尽意”的基本内涵是，“意”是语言的自我显现。就实践而言，语言的自我显现最可行的方法即是审美，由此，东晋清谈极重视语言之美。东晋人自觉地将语言的审美与玄理的领悟合而为一，具有一种体用相即的观念，体现了对“言意”关系的深刻认识。《世说新语》记载东晋人的清谈，直观地反映了东晋注重语言之美的观念，如《文学》篇：“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谢顾诸人曰：‘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鱼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凝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可见当时最重要的清谈家都崇尚丰蔚修辞的语言之美。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云：“玄学初兴，重在明悟，不在多闻。及其抗辞求胜，则不得不炫博衿奇。”这是两晋玄风的区别，其原因虽为多方面，但与玄学“言意之辨”由“得意忘言”到“言尽意”的发展所带来的语言观的转变有直接关系。汤用彤认为“得意忘言”与“言不尽意”虽互有异同，但“均终主得意废言”，因此，在对待语言的态度上，“得意忘言”说较为消极，“言尽意”说则能清楚地认识到语言的主体地位和价值。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就此而言，由玄学“言意”观的转变带来的语言观的发展变化，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
语言观的转变导致玄言诗的革新
主“贵无”论的清谈名士由于忽视语言的主体地位，往往不具有文学创作的才能和实绩，如《世说新语·文学》载乐广“善于清言，而不长于手笔”，这实际上是西晋清谈名士的普遍特点，他们轻视文学创作，使清谈与文学分为两途。而主“崇有”论的清谈名士，由于重视语言的价值，故在文学著述上态度更为积极，亦更擅长。如裴頠《崇有论》富于文学色彩;郭象注《庄子》，时人谓其“最有清辞遒旨”。东晋一些清谈名士多能诗善赋，其清谈注重声韵、辞藻，使清谈与文学创作走向融合，所以，总体而言，东晋人在文章词华方面的修养高于西晋玄谈家。
语言观的转变对玄言诗风的变化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称文体。”即认为西晋以来清谈盛行影响于文学，催生了玄言诗。这一判断符合诗史实际，西晋现存的一些诗歌，可说是典型的玄言诗，如张华《诗》：“混沌无形气，奚从生两仪?元一是能分，太极焉能离?玄为谁翁子，道是谁家儿?天行自西回，日月曷东驰?”通篇充斥玄学意旨，缺乏诗歌艺术形象，这正是玄言诗的典型风格。这类玄言诗体现了“淡乎寡味”、“质木无文”的基本特点。这与贵无玄学忽视语言价值的语言观相契合。
东晋人则重视通过语言辞藻之美来表现玄理，善于化名理为奇藻，体现了以语言、意象的审美体悟玄理、玄境的写作之法。如王羲之《兰亭诗》：“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寥朗无厓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东晋人有一种“即色游玄”、“山水是道”的思想观念，所谓“寓目理自陈”即是这种观念的体现。“理”在诗人所观赏的山水景物中自然地展现出来，诗人在审美中进入一种理境，所以这类诗歌，意趣虽仍在体玄悟理，但注重语言意象之美。虽尚未找到最合适的方法表现玄理与审美之间的关系，但在继承发展西晋玄言诗风的同时，已体现出一种革新的可能，即将“言尽意”论发展为诗歌创作的观念和方法，在玄言诗的内部实现了语言观的转变。兰亭诸人那类注重以审美表现玄理的诗歌，已非“淡乎寡味”、“质木无文”所能概括。语言观的变化是东晋玄言诗革新的一个契机，体现出“得意忘言”转变为“言尽意”的诗史意义，这一点对晋宋之际的诗歌变革有重要作用。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玄学与魏晋六朝诗歌艺术系统古近之变研究”(2009023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作文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