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者有苏洵《谏论》言：“说之术可为谏法者五：理谕之，势禁之，利诱之，怒激之，隐讽之之谓也。”古人斯言，于《烛之武退秦师》《谏逐客书》、《谏太宗十思疏》中，足观一隅。虽然，三者亦各有所长：烛之武善于权衡利弊、挑拨离间，李斯工于就重避轻、顺势而为，而魏征胜在辞工流畅、以事喻理。
纵横三者，不乏相合之处。其一，利害相权。烛之武说秦穆公，以为亡郑以陪邻，而保郑以利秦也；李斯谏逐客，奏言先王纳客而强国，论说今者逐客之害；魏征直言纵情傲物之害，又以无为大道之利诱之。然反思之，利弊之权何以常见于谏论中欤？盖目视高远，格局阔大，为天下逐利避害也。常言：“计利当计天下利，若言必为天下言。”心系苍生，为天下言，格局宏阔，此三者相合处其二也。至于因势进言，攻其所欲者，可谓其三。烛之武以弱示秦，使穆公不觉然而为之所“PUA”者，势禁之也。李斯避而不谈客卿之害，亦未顾及秦国贵族之立场，闭塞秦王之视听，造势而言，顺势而为，驭势而谏，此李斯之工思巧计也。魏征喻例简明而有大义，使唐太宗反躬自省，亦势之效也。至于“理谕之”、“隐讽之”，则固可见于谏论中者，不复赘述也。
遍观三者，亦有相异之处。烛之武能以穆公之心忖度攻郑之利害，换位思考，权衡国家之利，而李斯、魏征所权之利，言及君王之私利以佐已言，谏术不免略逊一筹。且烛之武以”亡郑”必“利晋”挑拨秦晋，亦可见其对时局洞察之深。李斯身为客卿而谏言逐客之害，却能使秦王纳之，其何哉？淡化立场之矛盾，造势顺势而驭势也。李斯不明言其客卿之身份，且避客卿之害不谈，亦不言及进逐客之令的秦国贵族，以此淡化矛盾、闭塞视听，顺势而为、言入人心。使李斯生于现代，恐不失为卖房售车一大好手。魏征之谏言，骈偶规整，一气呵成，喻浅意深，发人深省，可谓语兼正反、言涵古今，对比深刻，“十思”井然，诚为“言辞之致，述理之尽”也。
诚然，绳短不能汲深井，浅水难以负大舟，论辩之术固可以为议论张本提效，但工于言术而轻所言之理，亦不可取。烛之武、李斯、魏征，此三者所论所谏，皆国之大义也。郑国腹背受敌之时、秦国客卿失其所与之际，亦或在君王骄奢而始激民怨之时，他们执言当先、躬身入局，为义执言、为国躬身，而正是这些心怀天下的“嘴替”们，救个人、群体、国家、民族于水火之中，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也正是有这些敢言善言的有志之士，中华文明泛黄的史册才能闪烁永恒之光芒。谏论有道，追梦亦是，青年我辈生逢盛世，更当汲古人思想之精粹，拨今日履践之明烛，笃志为轼，担当为马，心怀社稷，血沃天下！
作文营